党委宣传部 侯宾：革命先烈与我党早期新闻宣传工作.mp3

革命先烈与我党早期新闻宣传工作

在中国共产党的光辉历史中，新闻宣传事业始终是冲锋的号角和有力的思想武器。早在建党初期，中国共产党就深刻认识到新闻宣传工作是联系人民群众的一条重要战线。中共早期的新闻宣传工作，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阐释党的主张，成功宣传、发动和组织群众，发挥的巨大作用

众所周知，中国共产党创始人陈独秀、李大钊创办了《新青年》刊物，出席中共一大的13位代表中，有12位曾在中国共产党创立前后办过报纸和刊物。
他们均是优秀的宣传思想工作者，他们创办了大量的革命进步报刊。比如，毛泽东曾在1919年主办《湘江评论》，1919年至1920年主编《新湖南》月刊，并指导过《湖南通俗报》的编辑工作。1923年5月参与《向导》编撰，1925年还主编过《政治周报》。何叔衡，1920年主编《湖南通俗报》；董必武，1926年3月主办《楚光日报》，同年11月创办《汉口民国日报》；李汉俊，1920年参加《新青年》《共产党》月刊的编辑工作，参与创办《劳动界》周刊；李达，1920年主编《共产党》月刊，并参加《新青年》的编辑工作；陈潭秋，1919年任《大汉报》《汉口新闻报》等报社记者，曾领导出版《武汉评论》《楚光日报》《武汉学生》等多种报刊，1926年7月至1927年6月，主编了中共湖北区委机关刊物《群众》。
在党组织最初创立的过程中，中国共产党早期的领导者就强调必须“出版‘一种有力的出版物’”，提出了共产党的报刊对党绝对服从的关系。
1920年9月，《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起迁至上海出版，成为上海共产党组织的机关刊物，公开宣传马克思主义。《新青年》成为我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报刊之一。改组后的《新青年》，向广大读者进行了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启蒙教育，激励、团结许多人从民主主义走向马克思主义，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做了积极准备。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两个文件，一个是《中国共产党纲领》，另一个是《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决议对开展工人运动的组织工作和宣传工作，做了具体规定。确立了党对报刊等出版物的绝对管理权，规定“杂志、日刊、百科全书和小册子须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或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经办”“无论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由党员直接经办和编辑。任何中央或地方的出版物均不得刊登违背党的方针、政策和决定的文章”。
我们党建党思想的宣传，得益于大量的革命进步报刊，一方面解决了在中国创建共产党的必要性问题；另一方面改变了党初创时期默默无闻的局面，逐渐在民众中树立起自己的形象，使中国共产党的党员队伍不断的发展壮大，推动了中国革命形势大发展。

党委宣传部 尧雪洲：为什么中共产党党员之间要互称同志？.mp3

为什么中国共产党党员之间要互称“同志”？

1921年，中国共产党“一大”党纲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意成为忠实的党员者，经党员一人介绍，不分性别，不分国籍，均可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是“同志”一词最早出现在中国共产党正式文件中。

其实，对于“同志”这一称呼，中国人都不陌生。早在先秦时期，《国语》中就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之说，其历史可谓源远流长。自中共一大以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上，多次强调党内要互称同志。

1965年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党内同志之间的称呼问题的通知》要求：“今后对担任党内职务的所有人员，一律互称同志。”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中重申：“党内一律互称同志，不要叫官衔。”

2016年6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就严肃党内政治生活、净化党内政治生态进行第三十三次集体学习，习近平在主持学习时指出，倡导清清爽爽的同志关系，规规矩矩的上下级关系。

2016年10月27日，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通过《关于新形势下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明确要求“坚持党内民主平等的同志关系，党内一律称同志”。

可能有人要问了，不过是一个称呼而已，为什么要如此三令五申地强调？

须知，工作中虽有职位高低，但都是在为人民的事业而奋斗，没有高低贵贱之别。

我们不妨看看，党内那些不喜称呼“同志”的人，都换用了怎样的称谓。

有的人言必称呼官职，甚至如2021年牛年春晚小品中所讽刺的那样，称呼副职领导也要隐去“副”字以示“恭敬”。久而久之，以官为贵、以官为尊的封建等级观念和“官本位”思想怎能不死灰复燃？

有的人张嘴闭嘴喊领导干部“老板”，充满市侩味。还有人与同志之间称兄道弟，对领导同志则称呼“老大”“大哥”“老爷子”，将党员同志之间的关系“庸俗化”“江湖化”，怎能不让人生出他们在“拉帮结派搞山头”的感觉？

革命战争年代，一句“同志哥，请喝一杯茶”，唱出了根据地百姓对中国共产党的诚挚感情；和平建设时期，一句“党员同志先上”，让人看到的是共产党人“先天下之忧而忧”的情怀与担当……

简简单单的“同志”二字，承载着的是百年大党以无数牺牲和奉献换来的人民群众的信任，承载着的是她由弱到强带领中国人民创造无数奇迹的“政治密码”。

一声“同志”，凸显的是中国共产党对权力的约束、对理想信念的坚守，有利于构建更简单、更纯洁、更积极的党内关系。它不仅仅是一个称谓，更是一面立党为公的旗帜，一段不容忘却的历史。

党委宣传部 程三娟：党史故事：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澄.mp3

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吴澄

1930年12月31日，云南省陆军模范监狱，寒雾笼罩，四周灰暗寂静。

一个身怀有孕的青年女子和往常一样，蹲在树下吃饭。“吴澄，提审！”狱卒的突然叫唤惊动了整个监狱，瞬间哭声一片。

树下女子起身，面不改色地看向大家说：“请同志们不要哭，我们不能示弱于敌人，革命一定胜利，反动派一定失败!”随后她把碗放下，拉拉衣服，理了理头发，目光滑过凸起的肚子，从容不迫地向铁门走去……

她就是吴澄，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云南妇女运动的杰出领导者、中共云南特别支部书记、时任云南省委委员。

下午4时，昆明西郊，年仅30岁的吴澄和时任省委书记王德三、省委宣传部部长张经辰、团省委书记李国柱被反动派杀害，中共云南省委由此遭到完全破坏。

91年过去了，吴澄的革命事迹、革命精神仍然在云南各族人民心中传颂……

1900年6月8日，吴澄出生于昆明一个书香之家，自幼失去母亲，小小年纪便随继母做饭、洗衣、带弟妹，繁重的家务养成了她吃苦耐劳的性格。

吴澄从小勤奋好学，17岁那年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考入省立女子师范学校预科，在那里，妇女解放、提倡男女平等，女子拥有独立人格……各种新思想新观念如一股清流，滋养着这个进步青年。

1924年，吴澄以前三名的好成绩毕业，考入市立五小任女高班导师，与几位好友创办了“云南女子合作团”，集资购买了一台织袜机和织布机。白天组织10多位女同胞开展织布、做咸菜等生产活动，晚上便学习时事和文化知识，这些渴望生活独立和思想进步的女性由此参与到社会实践中。

1925年“五卅”惨案发生后，吴澄回到女中（原女师），举办了轰动昆明的女中学生游艺会，把募捐所得3000多元滇币汇至上海援助罢工工人。

这一年，省立一中学运负责人李国柱介绍吴澄加入秘密革命社团——云南青年努力会。正是在这里，她通过《新青年》《向导》等进步刊物进一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觉悟不断提高，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

1926年，为更广泛地在群众中开展党的宣传组织工作，吴澄邀约7位女同志，自筹经费创办了云南第一份妇女刊物——《女声》，从不同角度宣传和组织妇女及青年学生投入国民革命，唤醒民众、引领民众、团结民众，成为党组织领导下妇女同胞投向旧社会的一颗“重磅炸弹”。

1926年8月，受中共广东区委指派，回云南负责建党任务的李鑫，一到昆明即首先发展吴澄加入中国共产党。吴澄成为云南第一位女共产党员，协助李鑫筹备云南建党工作。

1926年11月7日，即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9周年纪念日，李鑫、吴澄、周霄、杨静珊四人，在昆明市平政街节孝巷一座普通的四合院里（周霄家）召开第一次党员会议，决定建立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支部，吴澄任特支书记。从此，吴澄作为云南地方党组织的创建人之一和主要领导人之一，担起了共产党人义不容辞的光荣使命。

特支成立后的第一项重要任务，就是策划推翻唐继尧政府在云南的独裁统治。约20人的特支没有一兵一卒、斗争经验缺乏，只能团结各阶层建立倒唐统一战线。

吴澄通过关系多次与昆明镇守使、第五军军长龙云见面，讲述北伐战争形势和云南人民的革命要求，揭露唐继尧的倒行逆施。同时，吴澄等人秘密油印揭发唐继尧祸国殃民罪行的传单四处散发，唤起群众的反唐激情。

各团体、各界进步人士也纷纷给龙云等四镇守使写信，呼吁联合倒唐。最终，特支顺利推动并促成了“二六政变”，结束了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为云南国民革命高潮的到来创造了有利形势。

1927年3月1日，中国共产党云南特别委员会成立，王德三任书记，吴澄兼任妇运委员会主任。

在革命的道路上，吴澄与战友李国柱结成了革命伴侣。1930年12月上旬，由于叛徒出卖，李国柱、吴澄同时在昆明被捕，关进云南省陆军模范监狱。那时，吴澄已身怀六甲。面对严刑拷打，她意志坚定，继续斗争。她对难友说：“一个革命者要有牺牲精神，才会敢于革命!”“在这人间地狱里，更要以百倍勇气和敌人斗争。”

吴澄把对革命忠诚之心、对爱人忠贞之情，饱含在送给李国柱的一缕青发和一块用血染成红心的手绢之中。刑场上，夫妻俩相互鼓励着走向了人生的终点。